前，欧盟针对茶叶农药残留制定的标准多达1135个，其中有438个是针对欧盟允许施用的农药而专门制定的标准，其他近700种农药是属于未授权生产、使用、销售的品种，因此禁止在茶树上使用。
90％欧盟允许施用的农药和全部禁用农药的残留限量标准，是根据目前检测仪器的检出极限（0.01毫克/千克）制定的。陈宗懋认为，其并未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程序。
实际上，一个国家农药残留标准的宽松与否，与其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角色密切相关。
虽然，农残标准都要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，但一般而言，进口国的标准都相对严格，这样在贸易中可以挑选更好的产品。
而中国是茶叶出口大国，在国际通行标准许可的范围内，茶叶标准往往定得较宽松，以便产品出口；日本具有进出口双重身份，因此就将允许在日本国内施用的农药限量标准定得较宽松，而其禁用的农药则非常严格。
比如，对于氯虫苯甲酰胺，欧盟在葡萄上的标准为1毫克/千克，而在茶叶上为0.02毫克/千克，葡萄可鲜食，按理农残标准应该更高，但它是欧洲的优势作物，因而受到照顾。
1999年7月，欧盟在中国加入WTO之前，大幅度调整茶叶进口的农药残留标准。至2005年，原7项标准已增加到189项。同年，欧盟对世界上32个茶叶出口国和地区进行分析，中国与日本、越南等国一起，被列为农残水平高的国家，这将中国茶叶推向了非常不利的境地。
为突破壁垒，中国在茶叶生产中也采取了若干措施，如2001年农业部颁布“无公害茶叶生产”的标准，其中包括了新的农残**限量标准，并规定到2005年底前，中国所有的茶叶及其制品均需符合标准；推广和普及病虫害的综合治理技术，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量；发展有机茶；淘汰一些稳定性和内吸性农药；建立农药在茶叶生产中的安全间隔期制度等。这些措施使茶叶农残水平逐年下降。
与此同时，欧盟又进一步推升茶叶农残标准，甚至一年公布几次调整。
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表示，每次欧盟出台新规，中国有关机构都要给大型企业、质监所等下发相关文件，让其增加相应的监测标准来应对。
陈宗懋说：“作为生产方的中国很被动，欧盟的政策调整，往往给出口国预留时间不足。”
这种倒逼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农残标准的完善。“1996年之前，我们只对六六六和滴滴涕两种农药在茶叶中的残留做出限制。”刘新表示，目前用在茶叶上的常用农药仅30多种，已有21项针对茶叶农残和重金属含量的标准，加上行业、地方等更严格的标准，共有27项。
